文革后，为恢复《我们爱科学》的出版，由胡德华同志*主持，开过一次作者座谈会，二十多年过去，会上许多话都忘了，但我还记得严文井同志讲的；希望《我们爱科学》多一点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多爱一点科学。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何况是对少年儿童，但要把科学讲得小孩子也喜欢听，实在不容易。 “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百年前的康有为，尚且懂得文艺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的作用，今天的科学要普及，何不也借重文学？
在第一次科学大会前后，科学与文学的结合，着实热闹过一阵子。最著名的莫过于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文学的威力的确使科学敬服。
但是后来似乎再没有超越《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品，科学家写出具有文学效应的作品似乎也不多，作家创作的兴奋点似乎也在转移。柯云路先生的《大气功师》《发现黄帝内经》据说是在宏扬“东方科学”，风靡一时，然而如这就是科学，中国过去何以如此落后，现在我们应用的还是来自西方的科学。
于是使我思索，看来在讨论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时，首先恐怕得弄清什么是科学；要想写科学，首先恐怕得懂一点科学。一些非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东西，利用文学的形式散布，从歌颂“一亩山药计划产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要求五百斤，小麦要搞十二万斤，要叫皮棉亩产二千斤。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的最高仙境。”（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载《人民日报文选》第6辑，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第78-81页）到吹捧严新能呼风唤雨，“大雨倾盆，终于给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当头一棒”。（郭同旭；《中国超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46-148页），已出现得够多了。
另一方面，还得弄清什么是文学。在武汉，湖北省成立科普创作协会的时候，请徐迟先生去讲话，我又记住了一点。他说；能感动人的就是文学。我觉得对，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诸葛亮的出师表，不过是给皇帝打的一个报告，但其感人之深，实非许多刻意为文者所能比。不过现在似乎不以此为文学的标准了。二十年前广西成立科普创作协会的时候，秦似先生参加了，他以散文著称，也写过科学小品；在会上，他谈道有人劝他写部小说，最好还是长篇，否则总有点不像个作家。按这种要求，文学也就难与科学靠近，还出现了误会，将科学文艺等同于科幻小说，其实有相当数量的科幻小说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
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是困难的，有一种说法：“科学家用概念来思考，而艺术家则用形象来思考。”（法捷耶夫；“争取做一个辨证唯物主义的艺术家”转引自《社会科学战线》，1977，第2期181页））而竺可桢先生还告诉我们：“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和文豪，但诗人与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竺可桢：利害与是非，1935，《科学》19卷，11期）。
但是，文学和科学是应该很亲近的，因为如高尔基所说：“文学是属于真实的领域”（高尔基：“致叶里恩斯基”，1904年9月，转引自翁义钦：“高尔基论文学的真实性”，1981年6月18日，文学报第12期），而科学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为了求真。虽然对具体事物的处理不同，但其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本身都是崇高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在于人。科学与文学结合需要人的修养的提高，因此我想将严文井先生话借来用在人的身上，希望我们的科学家多一点文学，文学家多一点科学，没有这个基础，是很难出什么科学文学的。
2002/02/25 ，北京
*主持这个会议的胡德华同志（女）是浙江上虞人。1940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社长。此时为共青团中央机关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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