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型同志到北京地质学院当院长是1952年10月末。那时，院系调整后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备工作进展很快。清华、北大、天津即北洋大学，还有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的老师都全锅端来了。仅三五个月，教学组织和上课准备均已就绪，新生1200人也已录取，加上原有的老生合计一千五百多，超过以往各大学地质系几十年培养的毕业生人数的总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开始了，但资源不清，地质人才稀缺，需要大量培养，所以我们这些来自五个大学的师生员工都很兴奋，工作效率很高，部分清华北大的老生，在野外为学校无偿采集了六万多块岩石矿物标本，就是一例。
    万事俱备，就缺校长。这个校长是不好当、不好找的，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学过去从来没有人办过，而且现在又是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走老路也不行。一天，主持北京地质学院建设的何长工同志宣布，给你们找来一位院长了。这位院长就是刘型同志，他们是井冈山的老战友。
    当时大家对刘型同志所知并不多，但一听说是井冈山下来的无不欢欣鼓舞，我这做青年团工作的更感到兴奋。须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的心目中，革命是最为崇高的事业，参加革命越早越受到尊敬，当时所谓八大学院都是新建，都有老革命来当领导，但比起来，从井冈山下来的就刘型同志一个，有时高校团干部碰在一起，互相打听你们那里来了谁？我谈起刘型，还有从上饶集中营茅家岭暴动出来的陈子谷，似乎自己也多了点光彩。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清华的蒋南翔校长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矿院的吴子牧副校长（校长陈郁是兼职）上过法国的理昂大学，而刘型同志则是以一中学生于1926年11月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六期），再上井冈山，长期戎马生涯，与大学无缘。
    刘型同志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魁梧庄重，虽已不穿军服，仍不失军人的威仪。后来看到他和井冈山老战友的合影，他是身材最高的一位，很容易就认出。
    刚来时，在他的身后总有位警卫员跟着，魏道功同志，还真的背有杆盒子炮。这当然是在部队工作留下来的惯例，在大学里就很特殊了。不过不久就没有警卫员跟着了。代替的是黄桥，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北大地质系的学长，地下党员，1949年初接管北平后就调出去当了个公安局派出所所长，现在是刘院长的秘书，倒是可以一身二任。
    刘型院长带来的魏道功同志，不久就转到学校的工厂当了工人。刘院长是不折不扣作到了轻车简从，不用一个私人，完全依靠当地干部。

图为参加秋收起义部分同志1937年在延安的合影。上有毛泽东（左起第三人）题字：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后排右起第四人为刘型，第一人为贺子珍。

    在接触多了以后，我发现，刘院长其实是很随和，宽厚。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坦诚好学更是他的特点。
    我观察一个人，常从他的书架开始，在刘院长的办公室，开头书不多，有本《合同战术》，书名的字特别大，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后来书多了，内容也有变化，自然是关于教育的书多了，还有地质学的教材。苏联专家帕夫林诺夫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授普通地质学，历时近一年，我去听了，只缺过一次课。我看到刘院长也一直在听，而且总是坐在第一排。
    普通地质学是地质专业的入门课，学了它和老师们共同语言就多了，坚持听课，说明他是真心实意要为地质学院做事，这一行动本身也表示着对知识的尊重。
    当时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面学习苏联，在我的印象中，教育部的顾问苏联专家列别捷夫，简直成了教育部的太上皇；地质学院来了好几位苏联专家，一般只管业务，但专家组长也过问学校大事。一次刘院长告诉我，专家组长对他说，政治行政上的事你管，业务上靠我们就行了。他们对院长的来历当然有了解，以为他管不了业务，但刘院长并不是唯苏联专家的马首是瞻，仍然信用中国的专家，像党内的专家马杏垣教授等更是依靠。
    回想起来，当时他对我们几个学过地质又有政治工作经历的年轻人黄桥、任湘和我讨论教学和学习的时候也相当多，也许是因为和年轻人说话可以随便一点，那年我才23岁，不过也不仅因此，和苏联专家谈野外实习，也叫我去，并要我做的记录，当时我任学院的团委副书记，这些事本不属于我的职责，但我也想到，我们过去的野外实习一次不过十几二十人，什么时候得到经费，一吆喝就去了。现在是有上百上千人要出野外，就得有组织有计划了，而思想工作也应该跟上去。刘院长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后第一次去温泉做地形测量实习和去周口店、唐山做地质教学实习，专修科学生九十多人，便指派我去带队，以助老师们能专心教学；第二年，院系调整转来的三年级学生也约有百人去庞家堡做专业教学实习，也是建校后第一次进行；还有位苏联专家带了约三十名研究生也去，又要我带队。这个实习业务上的领队是张炳熹教授和杨起教授，他们都是教过我的老师。在工作上我们配合的很好，回来介绍了经验，高教部的刊物《高等教育通讯》要我写篇文章去发表，当时分管青年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韩代望同志看后说可以，同时关照要用政治辅导处的名义，不要作为个人去发表。我说当然，这样影响更好。后来文章发表了，来了十几元稿费，韩代望同志找我去。全给了我。
    我写这些，是想说明，北京地质学院的建立，赶上了好年头，正如今天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一样，各方面都把力量集中到搞好教学、培养人才上。团中央也是这个精神，我的顶头上司团市委大学部，对我参与这些教学活动也是很支持的。特别是到1956年，体制上也进一步得到保证，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刘院长总揽全局，做报告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参见陶世龙：《 这样批评是不是恰当？ 》和 《难忘的遗憾–夭折了的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 ）学校也在这一年做了师资培养规划，期望能有一批青年教师成为地质科学事业的接班人。此时我已转做教务工作，是刘院长写信给政治辅导处提出的，我见过那封信，毛笔写的大字。1956年学院改行两级制，取消处一级，我被刘院长任命为新组建的教务科长兼院教学秘书，协助教学副院长王鸿祯教授工作，师资培养规划我是参与者，人事方面的参加者是张寿懋同志，以教务为主人事为辅，是增加了教授在人事上的发言权，我们合作很好，只可惜不到一年就是1957，这个规划也就等于零，以后教务为主也没有了，1957年取得的一个教训是教授不可以治校。
    顺便说一下，文革中屡有人将我得到任用作为高元贵院长包庇坏人的口实，还曾逼我挂着牌子在大马路上自言自语：“我是高元贵的大红人”，其实我的工资级别，职务都是刘院长时期定下，此后二十年没长一级；参与学校教学大事的研究，也是刘院长时就如此，高院长不过是继续这个惯例。高院长倒是有心重用而力不及，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是老革命，人家看来看去仍然是书生，说起话来不像老红军过硬。
    回顾起来，刘院长在地质学院主政这几年，是地质学院历史上最稳定，最能专心于致志于教学和研究的时期。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学生中成为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的二十多人中大部分是1952和1953年入学的就是一个证明。
    当然这与那个时期的大形势有关，但也与刘院长个人的作用分不开。你要说他外行，正因此他能不懂就问，不像那种自以为内行拿不下架子，不懂装懂；他的荣誉和权威也不是靠几篇文章，不会也用不着靠权力去争挂学术的头牌，所以能客观公正对待人才，求贤若渴，决不会像武大郎开店，在这一点上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他那几年。争取加强师资力量，引进人才，成了第一要务，其成果有目共睹，不多说了。只提另外一件事，1957年整风前的大字报事件。
    事情是当初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为蓝本全面学习苏联，尽管中国专家尽量根据国情做了些调整，但大的框架动不了，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特别是1956年夏天生产实习后，学生接触中国实际，发现问题很多，贴出了一批批评学校领导的大字报，这在当时高校中是罕见的，此时刘院长已因病不常到学校，得知此事，仍参与处理，校党委决定疏导，向学生说明学校也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已准备修订教学计划着手解决，要说起来，这次大字报，教务工作首当其冲，故我也曾到学生中去说明，而最后是刘院长做报告，结论为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责怪学生。听说后来有的学生在整风中又贴大字报栽了跟斗，但没有听说再把上次的大字报拿出来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因为刘院长已作了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
    遗憾的是，事后刘院长继续休养去了，所幸后来又有高元贵院长接任，地质学院在刘院长时期形成的良好传统得到传承与发展，两位院长的雕像长留校园，事非偶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效果是不可能立杆见影的，不能急功近利，要从长期效果来看；也不能仅看到院士的成长，更要看到数以万计的校友，长年在艰苦的岗位上，坚持不懈，无怨无悔。
    随着岁月的增长，刘型院长对中国地质教育的贡献，也必将愈来愈明晰地显示出来。

本文首发于2006年6月在加拿大与国内的五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