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南奶蜜 2021-09-16
作者：金凤（《人民日报》前记者

时为1960年夏天，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

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记得在北京的交大同学一次相约在一位同学家相会。大家不约而同地带了粮票和菜票，交给主人买菜做饭。

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

这个主意看起来相当简单，却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时，各食品店熙熙攘攘，柜台前挤满了购买高价点心和糖果的顾客。我也赶到百货大楼，买了几斤糖果和点心。我记得，奶糖六元一斤，点心五元一斤。我买了几斤，送一半给我那位得肝炎的亲戚，一半寄给我在东北抚顺矿区中学当教师的妹妹。她那里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连酱油和咸菜都要凭票供应。

我也想到高价饭店去观光一下。我不知不觉，想到五十年代的好时光。五十年代初，王府井的市面实在繁荣。人民日报对面的东单三条一条胡同里，就有两家饭店、一家西餐厅和一家小吃店。那时刚实行薪金制。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约为一百元左右，按那时的物价计算，不算低了。我们的食堂办得也很不错，所有的菜都是单炒，一份荤菜不过两三角钱。可是，人心真不知足。只因掌勺的师傅还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或解放初期招聘的，手艺不高，炒出来的溜肉片和溜肝尖味道差不多，辣子鸡丁和辣子肉丁也相差无几，我们就送了个“菜无二味”的雅号。食堂的菜吃腻了，便去光顾小饭馆。

我们最常去的是一家上海饭馆，就在东单三条进去不远的地方。一间半门面，放了七八张桌子，后面便是厨房。老板是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听说他原是北京铁路局的留用人员，提前退休开了这个饭馆，生意十分兴隆。老板娘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瘦削的瓜子脸，大眼睛，最引人注目的是额前有道刀疤，虽有刘海也遮盖不住。我怀疑她的出身恐怕不是良家妇女，很有点上海滩上“白相人嫂嫂”的味道。

老板不当职员而来开这个小饭馆，很可能出自她的主意。她坐在进门处一张三屉桌后面，职掌收钱的大权。老板则走出走进，和店员一起端菜、收盘子。我们常常要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米饭。菜也不错，多半是炒肉丝、红烧鱼块、溜肝尖或香肠炒油菜等，汤是鸡蛋汤或豆腐汤。一份客饭四角钱，吃得很饱了。最贵的菜如炒鳝鱼丝、红烧鲫鱼或清炒虾仁，也不过一元钱左右。我一个人吃，很少吃这种高级菜。客饭的菜虽和食堂的差不多，但味道好些，吃得满意些。

在那个上海饭馆，常常碰到报社的同事。有时我们把几份客饭合起来吃，便可同时吃三四样菜。有时换换口味，去吃一顿西餐。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面包，一杯红茶，一份果酱，也不过七角钱。到小吃店去吃更便宜了。二两奶油炸糕，一碗红豆粥，不过两角多钱。多走几步，到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去，吃一碗三鲜馄饨加二两春卷，也只要三角多钱。一盘什锦炒饭加一碗蛋花汤，也是三角多钱。到北方饭馆去，一份猪肝、肉丝炒面或炒饼，或是三两水饺，也不过三角多钱。一星期，我平均在外面吃三四顿饭，花不了两元钱。加上食堂的伙食费，一个月十五元到二十元，吃得很好了，而且花样翻新，食不重味。

我是南方人，报社南方籍的同志颇多，北方籍的同志常常笑我们“南蛮子”嘴馋，讲究饮食。他们多半在食堂吃饭，一个月伙食费只要十二三元。我们比他们每月多花七八元钱，但吃的花样和质量高得多。就是这样吃，伙食费不过占工资六分之一左右，手头还很宽裕。我还常常招待外地来北京的老同学或朋友吃饭。两三个人吃饭，两元钱吃得很好了。同事之间也常常互相请客。今天你请我吃烧麦，明天我请你吃小笼包子，花费不多，交流了思想，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吃饭时的一席闲谈，往往比同坐办公室一年半载了解得深得多。结婚成家了，家里的伙食也不错。活鲫鱼、排骨、猪肝，随便买。一斤鲫鱼不过三四角钱。一斤螃蟹也不过三四角钱。我每月给母亲一百元生活费，家用已绰绰有余。我的工资，供应两个孩子、母亲、保姆和我的生活费，赵宝桐的工资添置衣服、家具、文娱费用等等，每月还有节余。

那时候，我和老赵每月工资三百六十元，正如田流同志讲的，上街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用为生活开支操心。当时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画公开出售，每幅不过八十～一百元左右。我当然知道，我家的收入大概属于中上水平，比一般干部高。比起普通工人、农民来，自然更高许多。但我留心观察，大多数干部生活安定，困难户很少，至少，在报社编辑部没有听说要申请困难补助的。我本以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愈来愈好。谁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挫折……

我一边向北京饭店走去，一边回想着五十年代的生活情景，思忖这情景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

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

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不久，组织上给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供应两斤黄豆；给十三级以上干部还加两斤猪肉，帮助干部渡过困难时期。县城的干部，有不少人家在农村，可以从自留地找补些粮食。自由市场上，也可买些蔬菜、鸡蛋。北京的自由市场只开放三天，又关闭了，我没有去。报社一位同志，花了二十五元买了一只来亨母鸡，想养了它吃鸡蛋，竟在过道里搭了一个鸡笼，惹得大家抱怨，只好将它杀掉吃了。有存款的同志都把存款取出来买高价点心和糖果，或上高级餐厅。听说潘非同志把三千元存款都吃光了。

当然，有存款可吃，有黄豆、猪肉补助，干部的日子总还过得去。农民可就苦了。1960年我到贵州，分社同志告诉我，贵州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有几十万人。安徽、河南死于饥饿的农民更多。我家用过一位安徽保姆，她是霍丘县人。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的母亲、姐姐和两个孩子都在那个困难时期死去；村中的人死去一多半。她开点荒地，想种点红薯，被村干部把地给平了。宁可活活把人饿死，也不允许你有一点“小自由”！

这个可怕的年月，幸而结束了。现在，看到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食品，想起六十年代初那些困难的日子，仿佛发生在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却又仿佛隔日。

希望这样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

太阳还存 月亮还在 2021年8月22日

1948年12月15日夜，北平西北郊，解放军挺进海淀，傅作义部队仓促撤进城内。
炮声隆隆中，清华大学和毗邻的燕京大学，几乎人人通宵未眠。为防止战祸殃及校园，钱伟长和费孝通等教师成立清华应变委员会，胸前挂着望远镜巡逻；燕园中，校长陆志韦和中外教师也轮流值班。这一天，北京大学在炮声中举行了建校五十周年典礼，校长胡适进行了简短的讲话，随后去南苑机场登机撤往南京。他曾动员燕大校长陆志韦率师生南迁，一向痛恨国民党腐败的陆校长严辞拒绝。

12月16日，黎明之前。燕京大学朱漆的西校门被轻轻叩响，门外传来声音：“开门吧，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一位美籍教师小心地让校警把门开了个小缝，看到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干部，他没有佩带武器，开口第一句话是：“请问在战斗中燕京大学有没有受到损失？燕京大学是否需要什么帮助？”态度和善，衣冠严整，与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形成鲜明对比。守卫燕园的师生敞开大门，与此同时，清华园也接纳了军代表。其他兄弟院校这下吃了定心丸。从北到南，各校相继为解放军“开门”。当时他们不会预料到，仅三年后，全国所有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撤消。原国立高校，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每一所旧中国走来的大学，校史上都记载着这样一笔拐点：1952，院系大调整。高教改革原计划十到十五年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说：“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来说，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当时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不久，百废待兴，当务之急是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对于院系调整这样的浩大工程，还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充分的把握，也没有详细周密的计划。接管初期，唯一比较大的动作是课程改革，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增添马列主义课程，不仅学生要学，教师也要参加政治学习。在清华，社会学“进步教授”费孝通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门“大课”；教会学校“领头羊”燕京大学配合最积极，1949年上半年就自行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等新课，聘请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翦伯赞、经济学者沈志远讲授。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硬性教授‘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要有灵活性。”

肃清美帝思想 向苏联“一边倒”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打乱了一切长远计划。
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美国政府首先冻结在美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中国政府以冻结在华美国资产还击。教会学校失去了美国资金，又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可谓里外不是人。1950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有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校董及其行政职务均被解除，美籍教师要么被辞退，要么在反美气氛中自行离职回国。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应，教育界也要割断美国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此举针对的不仅是教会学校。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多数有美国教育背景，校内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几乎全国所有大学都在改造之列。学校所有权的改变只需一纸行政命令，让师生思想大转弯，不是易事。曾留学德国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私下对朋友说，“苏联那一套教育体系，完全是抄德国的，那一套我们都知道。”燕大教授张东荪说，“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清华社会学教授潘光旦表示，自己大半生与美国联系密切，仇美实在仇不起来……强烈的反弹情绪使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教育界急需一场“整风”。1951年9月29日，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七个部分，讲了五小时之久，从他个人的检讨谈起，循循善诱地劝导与会者，“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对知识分子“尽量用热水烫”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校停课，教职人员人人“洗澡”，一一“过关”。“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郭慕岳回忆了他所目睹的法学院教授“过关”。“屋内黑压压一片，检查完毕一般教授都要泪雨滂沱，有的则痛哭失声。”过了几天，清华大礼堂举行全校思想改造运动，教务长周培源主持会议，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在台上发言。他揭发自己为了给儿子梁从诫从历史系转到建筑系，求了周培源、陈岱孙等人，事虽没办成，但此事说明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旧社会的恶习不改，厚颜无耻，下流卑鄙，所有最恶劣的词儿，像一桶垃圾，梁先生倒在自己头上……这时梁先生泪如雨下，后是泣不成声，最后号啕痛哭。”梁思成刚刚大病一场，最后哭到支撑不住，被几个同学搀下去。“梁先生足足检查了三个小时，虽没检查完，因‘血泪染成红杜鹃’，总算饶了他，一次过关。”一次过关是幸运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检讨了三四次也没能过关。曾留学美国的他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而且他所研究和教授的社会学，是发源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科，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论格格不入，是一个带着“原罪”的学科，潘光旦自然成为重点洗澡对象。大学时代潘光旦因跳高摔断腿，后来感染截肢。每次检讨，他都要“金鸡独立”四个小时。1952年2月初，《光明日报》分两次刊登潘光旦的长篇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12月5日出版的《盟讯》发表了潘的第四次检讨，仅摘要就将近3万字。
教会大学“认贼作父”
教会大学是美帝文化侵略的“重灾区”，也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岭南大学师生成立了“抗美援朝委员会”，曾鄙夷苏联教育体系的校长陈序经，带头在和平宣言书上签名，领导师生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声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上做了长篇自我检讨，批判自己出于“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
燕大西语系教授柯安西返美的时候，有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认贼作父”已至如此程度。市委专门成立了工作组进驻燕大，领导思想改造运动。为使学生更加深刻认清美帝本质，工作组发动全校师生批斗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和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他们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为了形成“对比”，市委组织全校师生先听取进步教授的思想检查，如雷洁琼、翁独健，还有1949年刚从英国回来的侯仁之。这些发言事先得到工作组帮助指导，工作组还与学生干部联系好，发言期间让他们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人宣读，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大会。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上台则正相反，学生干部向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不予通过，最后把他们“轰”下台来，下次开会继续检讨。作为抗战、内战期间带领燕京大学度过重重难关的校长，陆志韦一直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燕大大批学生在解放前就加入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1948年，一个国民党官员对陆志韦说：“共产党在燕大都闹翻天了，你的公子也混在里面，你也不管管！”陆回答说：“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追求真理有什么可指责的？连美国教员也支持学生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进步的陆志韦严重跟不上新时代要求。上级指示，“只从经济上断绝了和美国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表明态度，思想和精神上脱离和美国的关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这对陆志韦来说太强人所难了。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是美国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在通信联系。他尤其与燕大前任校长司徒雷登友情深厚，司徒雷登是他的证婚人。批判陆志韦那天，燕大全校师生聚集在大礼堂，会议现场通过广播和清华大学连线“直播”。学生积极分子涌入校长办公室，搜集文化侵略的罪证，学生们轮流上台揭发。发言最有力的是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陆瑶华当时正就读于燕京大学生物系，是共产党员。批判会之前市委工作组找她谈话做工作，她终于“想通”，走上台，说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的爪牙，是忠心执行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父亲的“几滴眼泪不能收买她的良心”。她会“像志愿军和美帝国主义战斗一样，坚决地斗争陆志韦。”陆志韦的儿子陆卓明在批判会上保持了沉默，他因此于1953年被开除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批判之后，陆志韦校长职务被撤销，分派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语言学研究员。史学教授翁独健担任代理校长，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为燕大送终”。
大调整中的生死存亡院系大调整的想法在1950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当时未能提上日程，除经济、人员力量不足外，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旧大学里英美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亲美思想转变不过来；二是中国尚无按苏联模式运转的大学样板。到1952年，这两个障碍都扫平了。
从1950年开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打造了两个高等教育样板：一是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大学生的80%接受了“思想洗澡”。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文章说：“自从去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号召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和今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1952年秋季，中央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201所，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原来被称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校囊括文法理工农医师等学院，调整后，大多仅保存文科和理科。比如北京大学工学院被撤消，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合并到清华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更名为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原有7个学院下设35个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13个系。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清华人文学科大部分并入北大；浙大理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农学院独立建校。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走向终结。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由沙滩红楼搬迁至燕大校址“燕园”；辅仁大学主要院系并入北师大，经济系并入人大，西语系高年级学生直接并入北大，低年级学生由英语改学俄语；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建立华东政法学院；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医学院等，校址“康乐园”成为中山大学校园。政治学和法学与现实社会联系紧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社会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大多被视为无用甚至反动的人才，院系调整中对他们的处理颇为随意。南大政治系教授王明辉调至南京师范学院教美术，南大法律系主任赵之远调至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法律系教授吴学义调至华东药学院图书馆，祝修爵调至南京工学院图书馆。社会学遭遇灭顶之灾。大调整后，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两家，但1953年也被撤系，社会学绝迹，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主席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费孝通记得，毛主席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费孝通被调至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同时被调去的还有他的老师潘光旦。1957年师徒两人双双被打成右派，潘光旦的罪名之一是“破坏民族关系”。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调整中诞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班底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中拆解出来。1952年，北起清华东路，南到蓟门桥，“八大学院”校舍在一片庄稼地上破土动工，它们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现在前七个学院已升级为大学，北京医学院回归北大成为北大医学部。
并非苏联模式 院系调整历来被解释为照搬苏联模式，其实，苏联虽然重视单科大学建设，专业设置也比西欧和美国大学更加专业化、理论化，但并不完全排斥综合性大学。莫斯科大学本来没有工科院系，就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成立了工科性质的物理技术系，而当时中国正在将北大、南大的工科院系一刀切掉。对于后期才并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和地区，苏联也没有实施“院系调整”，各大学基本保持原貌。
因此，院系大调整与其说是向苏联“一边倒”，不如说是中国独立开创的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政治革命。全国大学完成了一次大洗牌、大换血，旧知识分子与旧大学的历史联系割断，旧大学与民国的历史联系割断，从而为彻底否定旧教育，进行socialism教育奠定基础。院系调整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师生参加了这场运动，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改变了大学长期分布不均衡的历史状态。整个过程惊天动地，也波澜不惊，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反抗和阻力。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每个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是唯一的选择。现在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乐黛云，1952年刚刚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当上中文系首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工作。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贯彻院系调整的中央决定。许多著名教授都被派去支边，如杨振声、废名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让这些年近半百的老先生去到遥远陌生的、艰苦的边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并没有听到任何反抗的声音，只记得听思想汇报时，有人反映教授发牢骚：现在土地国有，哪里有地方去归隐田园？寺庙地产已没收，当和尚也没有了去处！”曾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的巫宁坤回忆，1952年7月，系主任赵萝蕤来通知他系内五名教授的去向：赵本人和另外三名教授去北大，巫宁坤去南开。话一出口，赵萝蕤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巫宁坤1951年在赵萝蕤鼓动下放弃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从美国回到燕大任教，不到一年出此变故，赵萝蕤满怀内疚。赵萝蕤的父亲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义父是燕大校长陆志韦，两人都是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她的丈夫陈梦家在清华也受到大批判，院系调整中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一年来的政治压力使赵萝蕤陷入绝望，只能听从摆布，无力帮助巫宁坤安排前程。1952年9月，北京大学接收燕京大学校园。那扇在1948年12月16日清晨被解放军轻轻叩响的朱漆大门，换上了新的匾额，上书※※※亲笔题写的北京大学四个字。有人来到还住在校内的陆志韦家催促他搬家，陆志韦一个人默默走出生活了25年的燕园。曾经以自己是燕京高材生而倍感骄傲的学生们，不敢再提自己在这所大学读过书，学生黄宗江因为保存了一套以司徒雷登照片印的明信片，“文革”时被打为“司徒雷登的黑宠儿”。陆志韦在离开燕园后的18年人生中，一听到老燕京人挨整的消息，就觉得是自己的错，觉得对不起燕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