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微信公号尚度尚文2021年6月25日发出的文本

陈独秀1879年降生，1942年辞世，他在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狱的经历。从1919年6月11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后他每一次被捕，都成为大小报章的新闻热点，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曾出版《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一书，收录了陈独秀历次被捕后报刊的有关报道、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等资料，对研究陈独秀颇为有用。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此次也是作为“共产党领袖”被捕的。我们知道，1927年后，国共两党便不共戴天。对于捕获的共产党要人，国民党通常只给予两种选择：要么投诚，要么赴死。
1935年2月，国民党捕获前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后，劝降不成，便将其“就地处决”了。在国民党眼里，陈独秀的“罪孽”应该比瞿秋白更深重，也是比瞿秋白更“要”的“要犯”。陈独秀此番被捕的后果“凶多吉少”，是其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国民党当局闻知陈独秀在沪落网后，便令将其押赴南京受审。1932年10月19日夜11时，陈独秀在上海警方的严密戒备下，被押上了开往首都南京的火车。陈独秀一生漂泊，人在旅途的滋味本不陌生。但此番“旅行”却非同寻常，其终点很可能就是刑场。

在这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陈独秀想了些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想。没有心潮起伏，没有思绪联翩——他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高语罕在1942年6月4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最后特意提到陈独秀“后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

台湾1977年5月1日出版的《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五号刊载了任卓宣的《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和尉素秋的《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 　　

任文中说：“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但他在京沪火车上酣然入睡，若平居无事者然。一时传为佳话。”尉文则说：“记得民国二十二年春天，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轰动了全国的舆论。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

大家所谈的种种，有一件事特别耐人寻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来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呀！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吗？……

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睡。至于生死大关来临，总会恐惧，仓皇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恬然入睡，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经勾画出一副东方哲人的轮廓了。”我想，押解陈独秀的那些人，看着这老先生的睡态，听着他的鼾声，一定纳闷不已。 　　

陈独秀被解到南京后，宋庆龄、蔡元培、胡适、杨杏佛、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都以各种方式进行营救，国际上知名人士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当时，国民党内的极右派力主用军法审判陈独秀，也就是“处以极刑”。而胡适等人营救陈独秀的最关键一步，是争取让陈独秀案在法院公开审判。只有进入正常和公开的司法程序，才有可能使陈独秀免于被杀害。蒋介石最终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决定将此案交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

值得一提的是，在营救陈独秀的过程中，傅斯年在1932年10月30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发表了《陈独秀案》一文，满腔热情地肯定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卓越功绩。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考虑陈独秀与中国改造运动的关系，与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关系，我希望政府处置此事，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四）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我希望政府将此事付法院，公开审判，我并不要求政府非法宽纵。

我希望社会上非守旧的人士对此君加以充分之考量，在法庭中判决有罪时，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政府以其担负执法及维持社会秩序之责任，决无随便放人之理，同时国民党决无在今日一切反动势力大膨胀中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当局照例也要劝降。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其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接陈独秀到军政部，“何应钦客套了一番，陈独秀无动于衷”。何又请陈独秀写字，陈挥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劝降不成，陈独秀案便于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三次公开审理。

对陈独秀的审理，也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第三次审理时，旁听席上拥挤不堪，“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京者，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陈独秀在法庭上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在回答审判者的提问时，侃侃而谈、议论风生，常把审判官驳得哑口无言，也引发旁听席上阵阵笑声。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曾报道审判情况，标题就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 　　

在审判之前，法院方面曾问陈独秀是否请律师，陈独秀答以无钱可请，并表示可自己为自己辩护。但章士钊愿义务为陈独秀出庭辩护。章氏其时是名闻全国的大律师，寻常案件，即以高酬奉请，也难得应允。章与陈虽是留日时代的好友，但后来在政治观念和文化观念上都属于敌对阵营，且都是各自阵营的代表性人物，相互也打过笔仗。

章氏此次挺身而出，时人称之为“有古义士之风”。但对章士钊力图为陈独秀开脱“罪责”而发表的辩护词，陈独秀却并不全部认可，并当场反驳章士钊。任卓宣在《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中说：“他（陈独秀）无钱请律师，亦不愿请律师。

章士钊当时愿意为他任义务律师。他作的辩护，说陈先生是站在三民主义立场上的，言行均于三民主义符合，并不违法。陈先生即刻声明：章之意见，是他从法理上说的，与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不符。论之者说：这‘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叙此事更详。

章士钊在辩护词中说：“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为何总理宣传共产，奉为国父，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耶？于法于理能服人乎？——为保存读书种子，余意不惟不应治罪，且宜使深入学术研究，国家民族实利赖焉……

总上理由，本律师要求法院宣判独秀无罪。”听到章士钊把自己的政治信念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挂上钩，陈独秀急了，“陈独秀当庭发出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旁听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

陈独秀也在法庭上宣读了自撰的辩诉状。从作文之道上说，这篇辩诉状可谓典范之作，逻辑严密却又大气磅礴。陈独秀以这样一段话开始自己的辩诉：“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

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辩诉状大体以文白夹杂的语言写成，陈独秀说非如此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陈独秀的辩诉状和章士钊为陈独秀所作的辩护词，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名文，各大报纸都想刊载，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只有天津的《益世报》在当时刊载了全文。上海的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还将陈、章的辩诉状作为法学系的教材。这两所学校因为是教会学校，才敢如此“放肆”。 　　

审理结果，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后经上诉，改判为八年。在狱中，陈独秀潜心研究文字学。这并非是为了消磨时光，也是与他的社会理想紧密相关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说到陈独秀的狱中生活时，写道：“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研究《说文》。

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在狱中陪同在陈独秀左右的濮清泉还写下过这样一件趣事：“关于研究文字学，有一段笑话，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学家，因慕陈独秀之名，来到监狱里看他，两人一见如故，初期互道钦佩，中期交换著作，也互称对方有卓见，后期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而没有动武。

原因是，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我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我诌了几句打油诗嘲讽他俩：‘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

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老先生笑了，陈独秀骂我‘你这小鬼浅薄’，‘我要敲你脑壳’。”然而，“隔了一会，陈独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他写了一封信给罗家伦（时任中央大学校长），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罗家伦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而拒绝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陈独秀在狱中闻讯大喜，以为蒋介石此番定“难逃活命”。然而，十多天后，陈独秀等在梦中被爆竹声惊醒，这一夜，南京城爆竹声通宵达旦，原来是市民庆祝蒋介石平安归来。有人告诉他，这爆竹可能是警察下令放的，陈独秀则说：“下命令放的，最多放个把小时，昨天放了一夜，能说是命令的作用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开始全面侵华。8月15日，日军飞机开始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有一天，炸弹落到了囚禁陈独秀的老虎桥监狱，陈独秀及时躲到床底才免受伤害。也就在这一天，原北京大学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中凡先生来探望陈独秀，见此情景，陈中凡回去后即与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胡适和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相商，谋求当局提前释放陈独秀。

据陈中凡在《陈仲甫先生印象记》中说，当时国民党方面暗示陈独秀“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独秀则愤怒地表示：“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声明“不要人保”。 　　

“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陈独秀的友人们仍积极为其奔走，以胡适最为尽力。胡适其时刚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即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访问游说，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同时争取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

出国在即的胡适致函其时在国民政府中握有重权的汪精卫，请汪与蒋商量，提前释放陈独秀。汪精卫于8月19日复函胡适，告知“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8月21日，司法院便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国民政府当即批准。

8月23日，陈独秀出狱，先住在傅斯年家，后因傅宅附近也屡遭空袭，又住进了陈中凡家。9月8日，胡适也离开南京，踏上了征程。顺便说一句，从陈独秀第二次被捕起，此后的每次入狱，胡适都积极参与了营救。 　　

陈独秀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申报》编辑部，为自己辩诬。原来，司法院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有陈独秀“爱国情殷，盖深自悔悟”之语，《申报》发表了此呈文。陈独秀于8月25日致函《申报》道：“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污蔑也。” 　　

不久，陈独秀离开南京到了武汉，1938年7月又到了四川，最终在四川江津定居。1942年5月27日夜，陈独秀在江津辞世。社会各界闻讯都发表悼念文字。陈独秀卧病和辞世期间，共收到各界人士捐赠的医药费和赙仪费法币33750元。 　　

如今，我常在沪宁线上行走。坐在火车上，我仿佛仍能听到陈独秀当年留下的鼾声。那一夜，在押送陈独秀的火车上，发出鼾声的一定不只陈独秀一人，但其他的声音都随风而去，独有陈独秀的鼾声至今仍清晰可闻。

这鼾声告诉我，这个人尽管在政治信念和个人生活上都可挑出或大或小的毛病，但在胸怀坦荡上却少有人可与之相比。这是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不知阴谋诡计为何物的人，一个喜怒不屑于藏于心的人。

这鼾声也在告诉我，什么叫大英雄，什么叫真豪杰。

　　本文选自《大道与歧途》，王彬彬／著，华夏出版社，2015年4月。

2006年1月17日，五柳村将一张来自多维新闻的照片，加了几句说明以《富强胡同六号的石榴树》发出。获得的访问量不算少，还有人留言评论，而且经过该网自律，多次清理，至今还在，只是插入的那张图不知何时消失了。另外，新线网原先可以自由访问 ，后来需注册成为它的用户始能进入，内容也不再是以思想文化交流的博客为主，并增加了购物。因此久未在那里发文。因清明追思，想到可以转回内地，只是缺少了那张照片，便失去了主体。

查阅旧存发现这张照片也发在2006年1月17日的【五柳村快递】中，并被打印保存，遂扫描补入可见原貌。

本文 发出后,有感叹赞成的，也有反对漫骂的，针对漫骂，已又发一文《令人不解的《富强胡同六号的石榴树》后的留言谩骂》，链接在此，有兴趣的网友点击这里即可进入阅读。即截屏转存于下：

补充一点：流沙河对抓壮丁的说法有的不符合事实，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军的确是志愿的，作为小学生的我，多次与同学一起去列队送行。但到抗战的中后期就不是这样了，得抓壮丁了。关键在役政的腐败，当局为此处理过，并新建一个兵役部，任有清廉之名的鹿锺麟当部长，直到抗战结束也未见起色，为此，五柳村曾在四海为家这个博客* ，发过一篇老同学胡维兴先生纠正流沙河的文章。胡先生是从山东流亡到四川的学生，在国立六中念书时，志愿参加远征军，从印度打回来后，入北大地质系学习，因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经历正好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 四海为家于2004年9月28日建立，是温哥华的加西生活网提供的免费空间，以发表短评及杂文为主，2012年7月16日留下的记录是累计获访问3,907,840次。2013年8月31日突然被关闭，因一直能稳定访问，没有保存备份，失去的文件大多无法查考。

【附】2006年1月17日五柳村快递页面扫描图

2003年5月7日五柳村曾发出一篇短文，自己的话不多，主要是介绍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五四青年节时对清华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讲话。链接了新华社的报道《温家宝视察清华农大》，没有转发。这个链接现在仍然有效，为方便读者，这次全文照录于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5月4日温家宝视察清华农大时说‘五四’的精神归根到底是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窃以为民主与科学后面这个”的”字很重要,它表明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而在一个时期内,常有把三者分割,并淡化民主与科学,突出爱国主义之误会.其实爱国主义有多种,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在用他们爱国主义诱使青年为他们的侵略目的卖命呢.义和团那种爱国主义没有理性,危国祸民 ,也不可取.而无民主之爱国主义,恰可以为假借其名行剥夺人民之实者大开方便之门.此一字之增,重于泰山,值得人们,特别是我北大人深思.

2003年05月04日 21:05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五月四日下午前往清华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看望两校青年学生，并了解学校的“非典”防治情况。中新社 图

　　中新网5月4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在“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看望广大青年学生。他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来看望大家，对大家表示节日的问候和祝贺。伟大的五四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依靠科学，依靠群众，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战胜非典型肺炎这场严重的疾病灾害。

5月4号下午，温家宝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陈至立一起，先后来到清华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看望了两校青年学生，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健康情况，了解学校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初夏的清华大学树木葱郁，鲜花盛开。温家宝来到清华大学的消息传开，同学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聚集在图书馆前。温家宝来到同学们中间，热情地与他们握手问候。他还来到校园里的小树林广场，看望正在这里进行文艺排练和闻讯而来的同学们，与同学们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温家宝指出，纪念五四青年节，我们要坚持和发扬民主与科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我们推翻了封建统治，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了新中国。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在当前防治非典型肺炎疾病的斗争中，我们也要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坚持科学民主决策，依靠群众，依靠科学，群防群治，群策群力，科学认识和掌握疾病的规律，攻克疾病防治的科学难关，最终战胜疾病。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温家宝与同学们一起座谈。他说，我国有一句古话，叫“多难兴邦”。困难的考验会使我们的民族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团结。他指出，安危相易，祸福相倚。这次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严峻考验，也是对青年一代的实际锻炼。我们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取得抗击非典型肺炎疾病的全面胜利。

离开清华大学，温家宝又来到中国农业大学看望了学生。他指出，广大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党和政府历来非常关心青年学生的身体健康和茁壮成长。通过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同学们会更加成熟、更加坚强起来。大家要把爱国热情转化为报效祖国的动力，发愤学习，锻炼身体，勇攀高峰，立志成才，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特色文苑12 前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其后继者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3月6日，马林科夫被指定为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3月14日，赫鲁晓夫接过马林科夫还没有坐热的党的第一书记的交椅；6月26日，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被逮捕，随即被处决……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中，贝利亚事件最令人震撼。贝利亚在领导苏联秘密警察部门内务部几十年，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

赫鲁晓夫在翻看那些冤案时，触目惊心的材料常使他陷入痛苦的思索——贝利亚作恶多端，为什么能步步高升？那些普通干部群众的冤案，斯大林可能不知道，而那些高级干部的冤案，没有斯大林的批准，贝利亚敢下手吗？为什么无数被逮捕的人通过审查，竟没有一个人被宣告无罪？为什么被监禁的无数犯人竟没有一个人被释放出狱？明明是人为制造的冤案，为何没有一件能平反昭雪？赫鲁晓夫坐卧不宁。为了找到答案，赫鲁晓夫认为，“有必要将幕布进一步揭开一点，看一看究竟逮捕了多少人，他们在审讯中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当初又是凭什么证据把他们逮捕和处决的？”

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要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重大案件进行调查，以便彻底查清贝利亚的问题，对当事人也有一个明白的交代。但中央主席团中有人表示反对，有人则缺乏热情，他们认为，还有许多比这更重要的工作亟待去做，过多把注意力放到历史问题上是浪费时间，有害而无益。

由于赫鲁晓夫的力争，中央主席团会议最终决定，成立一个由波斯别洛夫主持的委员会来调查斯大林时代的有关问题。该委员会调查了收藏在内务部的档案资料和文件，很快发现了过去一段长时间里，存在着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制造冤假错案、导致许多人无辜死亡的事实。委员会把调查报告送到赫鲁晓夫面前时，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份1934年召开的十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命运表：十七大一共选出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83名被逮捕枪毙，占总数的59.7%。

赫鲁晓夫却极力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苏共正准备召开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新的领导集体有必要证明自己能够承担党和国家的全部责任，这就需要确切知道斯大林时期发生过什么事情。赫鲁晓夫说：“我们不但要对斯大林在世时发生的事情负责，还要对他的政策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负责，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清晰摆在我们面前。”

赫鲁晓夫翻开第二份材料，上面写道，参加十七大的代表共有1966名，其中因反革命罪而被逮捕和枪杀的达1108名，占代表总数的56%。他继续往下翻，一个个蒙冤而死者的鲜血在他面前迸溅。十四大选出的6名政治局委员被枪决。军队中蒙冤而死者同样令人痛心：5个元帅有3名被枪决，4名一级指挥员有3人被枪决，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被枪毙，67名军团长有60人被枪决，几乎全部的师长、旅长约35000名优秀指挥官被枪毙或者送劳改。

调查委员会提供的材料表明，被迫害人的所谓罪行材料，其中大多数都是捏造出来的！

最典型的是艾赫的冤案。艾赫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38年4月，他被诬参加反革命组织而被捕。1939年10月1日，他递交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否认了对自己的一切指控，要求对案件重新调查。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10月27日，艾赫又递交了第二份申诉书，同样石沉大海。

1940年2月2日，艾赫最后一次被带上法庭，在法庭上他这样说道：“在我整个那份所谓口供中，除了强迫我签字的名字以外，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从被捕时起我就遭到拷问，我是屈服在负责审理的法官的压力下才做出口供的，才写出这些荒谬无稽的话的……我要对法庭、对党、对斯大林表明，我是无辜的，我与任何阴谋都绝对没有关系！”

两天后，艾赫被枪决了。

赫鲁晓夫又翻开调查委员会摘编的最高军事法庭的会议记录，发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蒙冤而死的经过和艾赫几乎雷同。而这些高级干部的判决，无论内务部还是最高军事法庭都没有最后的权力，都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

赫鲁晓夫又翻开原内务部长叶若夫大量的“呈斯大林同志”的案件，几乎每个名单上都有“同意！斯大林、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是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支持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并参与领导了大清洗。调查材料显示，从1937年到1938年仅一年间，斯大林就批准了3831份枪决领导干部的名单。从1931年到1953年的20多年里，这个名单何止几十万、上百万！

一桩桩冤案如重锤敲击着赫鲁晓夫悲愤的心灵。一个大胆的想法逐渐明确：要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为无数冤魂伸张正义！而且必须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采取果断行动！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开幕。赫鲁晓夫作了总结报告，接着是大会发言，大家纷纷表示赞成中央委员会的路线。随着闭幕日期临近，赫鲁晓夫越来越不安。他想，所有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事情，但是往后又是什么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仍将使我们良心不安。

这些人包括第十七次党代会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几乎全部被枪决和镇压了。如果现在还不能平反，还要等到哪一天呢？必须采取行动，说服主席团成员同意在本次大会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赫鲁晓夫发现休息室里只有主席团委员，就立即抓住时机做说服工作：“对所有被捕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对斯大林统治下滥用职权的行为都没说过一句话。现在已经知道，在肃反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都是无辜的。

我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都不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忠实的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事业，一心为苏联建设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人家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回来！”

赫鲁晓夫还未讲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不是“大逆不道”吗？一些人表示激烈反对。伏罗希洛夫反应最为强烈：“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以为在大会上把那些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的讲话一旦泄露出去，手指就要指向我们，我们充当了什么角色，我们又将如何向人们解释？”

赫鲁晓夫不为所动，说道：“即使从你们的出发点来看，我依然认为要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迟早会有人走出监狱和集中营回到城市，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亲戚、朋友、同志和家乡的每一个人。全国和全党将会发现，人们在监狱里花去了10年到15年的时间——所有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对他们的控告是捏造的！
如果他们曾受过审问，那么对他们提出公诉的理由是捕风捉影地凭空想象出来的！我请你们再从另一方面想一想，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有关年代党领导的一切行动。我们算是已经就斯大林死后一段期间里，对自己的行动作了说明，但作为斯大林在世时的中央委员，我们也应该讲讲那段时间里的情况。怎能装作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呢？”

赫鲁晓夫环视了每个在场的人之后，激动地说：“我请求你们支持我。大会即将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回去以后，最近释放的罪犯很快就要陆续回家，他们就要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人民。到那时，大会的代表们当然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呢？你们为什么要掩盖呢？他们问得很有道理，我们将无言以对。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

伏罗希洛夫等人再次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照赫鲁晓夫的想法去干，领导人将会受到责难！党代会有权要求在场的人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我们那时也都处在领导地位，即使有些事情并不知情，但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

赫鲁晓夫说：“我作为十七大以来的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罪恶终归是犯下了，人民将会发现那些事情，那是必然的；如果我们闭口不说，他们以后问起来，那就是在审判我们了！我不愿发生那样的情况，也不愿那样被动地承担责任。我宁愿现在提出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见一些人还在犹豫，继续说道：“任何一个犯过罪的人，总会遇到这样一个时刻，及早坦白能够使他得到宽大处理，即使不能完全赦免。如果我们要完全清算斯大林滥用职权的行为，现在的二十大就是最好的机会。等到二十一大就已经太迟了！”由于赫鲁晓夫态度强硬地反复做工作，主席团委员勉强同意做一个关于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报告。赫鲁晓夫建议由波斯别洛夫来做这个报告，因为他是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但主席团其他人表示反对，他们要求赫鲁晓夫做这个发言。赫鲁晓夫解释说，我已经做过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现在怎么能再做一次新的报告呢？

可是，有些人非要坚持，理由是，如果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别洛夫做报告，就会使人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只字不提此事？为什么波斯别洛夫到现在却提出这样一件重要事情？莫非赫鲁晓夫不知道此事或者说他知道，为什么这样不重视呢？就会引起人们的猜疑：莫非领导人不团结吗？

赫鲁晓夫认为有道理，最终同意自己作报告。同时要求波斯别洛夫把调查报告改写成一篇大会发言。随后，波斯别洛夫带领有关人员夜以继日，终于在大会闭幕前起草好了供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1956年2月24日，二十大闭幕了。当天晚上，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一中全会。其他代表则打点行装，准备第二天回到各地。然而，所有代表又接到紧急通知：立刻到克里姆林宫开会！
西方记者和情报人员很快就知道了这一异常。他们在代表住处和克里姆林宫转来转去，却得不到任何有关会议内容的消息。而且他们看到，其它国家派出的代表团竟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愈发感到此次会议的神秘。他们纷纷向上司发消息，说是苏共正在举行一次极端秘密的由全体二十大代表参加的会议。得到的指示大都是：尽一切可能，探知秘密会议的具体内容！

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会议就要开始。赫鲁晓夫带着激动的心情健步走向主席台，代表们带着疑问的目光热烈鼓掌。掌声刚落，赫鲁晓夫就直截了当地说：“同志们，在这次大会上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中，在大会上许多代表的演说中，以及在过去召开的历次会议上，已经就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后果谈了许多。”

开篇几句话，使代表们觉得此次会议与批判个人崇拜有关，也是老生常谈，但没想到下面的话使大家大吃一惊：“斯大林死了以后，党中央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绝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的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年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会场上出现一阵骚动。不但因为赫鲁晓夫言辞激烈，而且还点了斯大林的名。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听惯了歌颂斯大林功绩的代表们，一下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

赫鲁晓夫扫了一眼会场，说道：“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斯大林的功绩，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及革命的法制秩序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根源。”

“鉴于一般对个人崇拜产生的种种实际后果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遭受破坏而产生的恶果缺乏充足的认识，考虑到在一个人手里集中巨大无限权力的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在二十大会议上提出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是绝对必要的。”

赫鲁晓夫讲到这里，突然发现，会议大厅里肃静极了，如果有一只苍蝇在大厅里飞过，一定能听得见。赫鲁晓夫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讲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个人崇拜的批评，讲到了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和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讲到了斯大林对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滥用职权、对党的高级干部采取大规模恐怖手段的话题上来。

他郑重宣布：“中央保存有斯大林对党的许多干部专横态度和手段的资料。现在中央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任务是调查十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多数被镇压经过。委员会调查了内务部档案，结果表明，他们公然违反法制秩序，造成许多无辜人的死亡。调查结果表明，在1937—1938年被打上敌人烙印的许多党以及经济方面的活动家都不是敌人，也不是间谍、破坏分子，而往往是忠诚的党员。他们被横加罪名，而在许多场合，他们因不堪野蛮地拷问承认了一切莫须有的罪名。”

一直鸦雀无声的会场，像突然引爆了一颗炸弹，代表们愤怒地骚动起来，有人用激烈的言辞表达震惊的情感，很长时间才安静下来。赫鲁晓夫接连抛出斯大林大规模制造冤案的事件，会场上便出现一阵又一阵的骚动。两个多小时后，赫鲁晓夫讲到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犯的错误。希特勒在战争初期能长驱直入，连连得手，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大肆肃反和指挥失误。他大声说道：“是谁使伟大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呢？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我们英雄的军队——他的天才指挥员和勇敢的士兵，以及全体苏联人民！”这时，会场内第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最后，赫鲁晓夫又批评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指责斯大林欣赏对他个人的崇拜，并为有关书籍亲自撰写歌颂自己的文章，亲自下令拨出33吨铜来建造自己的全身铜像。他强调指出：“我们彻底地提出了个人崇拜这一问题，并提出要消灭其恶劣后果，这就是我党伟大的精神和政治力量的证明。”长达4个小时的秘密报告结束了，全体代表向他致以“暴风雨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会议结束后，西方记者和情报人员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探听会议内容，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特拨100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来打探消息，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赫鲁晓夫最后向代表们交代：“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秘密会议上作讨论，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但是，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报告传达给了东欧兄弟党领导人。由于波兰失密，报告传到以色列，以色列传到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如获至宝，国务卿杜勒斯兴奋至极，他建议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很快，美国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将秘密报告公开发表，在全世界引起强烈震撼。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确实使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混乱，使国际共运遭到严重挫折。波兰和匈牙利爆发了反“斯大林主义”的事件，西欧发生了退党风潮。秘密报告受到多数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因为报告推倒了压在苏联人民头上几十年的大山，无数冤假错案得以昭雪，无数蒙冤而死的冤魂得以安息；成千上万被关在集中营和流放地的“犯人”能够回家。一亿多苏联人再也不用过那种心惊肉跳的人间地狱式生活了！